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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独到魅力

2020-09-02 14:22:09

摘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于新时期全球治理的新环境,在表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独特态度的同时,向全世界展现着中国方案的独到魅力,这也是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包容性与普适性、系统性与务实性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当实现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融合,这是全人类任重道远的新工程。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

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新时期,全球治理问题是人类社会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旧有全球治理模式的失灵及各类全球治理的复杂问题的暴露,呼吁高效的全球治理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点的提出,为交出全球治理的满意答卷提供了崭新的思路。[1]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源起,掌握其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正确性来源,对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站在新时代的立场,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征,是持续释放中国方案独到魅力的重要选择。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去,从“一带一路”倡议的现有成果中发现经验,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必要途径。

一、全球治理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绝不可能仅仅聚焦于单一的文本解释,恰恰相反,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停留于孤立的文义背景,而是缘起于全球化视野下的时代环境。近年来,全球化趋势发展日益深入,这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随之兴起的贫困加剧、恐怖主义、生态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也冲击着各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2]这些全球性问题本身形成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因此其本身就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的特点,也即如果仅仅依托于某一特定国家或是一小部分的国家合作力量,很难从根本上动摇此类问题的根基,这一状况也并不会因国家实力强弱的高低而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必然选择。作为源起于上世纪末的新语境,全球治理呼吁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间的平等协商与相互协作,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球化问题的有效解决。上世纪九十年代,美苏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得到了极快的发展,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这一阶段的鲜明特点,对传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冲击。但是相对的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以其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予充分的认识,为了谋求传统优势地位的保持及深化,自然不可能带动全球治理模式向新的方向变革。同时,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通的体量与速度均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也使得原有的区域性问题以及一些影响不大的全球性问题,如地区形势动荡、环境破坏等进一步加剧,落后的全球治理模式显然背离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换言之,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其所提出的西方方案已经既不能为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国家所信服,又在客观上加剧了自身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旧有全球治理方案的“失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契合了全球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需求,也为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实践导向。[3]

二、时代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魅力表现

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在于其适应了全球化环境的新变化,在于其始终坚持正义的视角传递鲜明的中国经验,在于其旨在解决全球治理中的棘手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拥有的鲜明时代特征,为新时期的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包容性与普适性全球治理源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旨在解决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各人自扫门前雪”注定已经成为过去式,世界范围内的任意一个国家均应当融入到全球化的环境中来。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中话语权的提升,但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世界格局使得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较高的优势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方案很难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主流语境,长期处于被动参与的弱势地位,甚至陷入“零”话语权的尴尬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包容性与普适性,是传统儒家“大同”思想在新时代的生动再现,是“和而不同”观念的价值外延。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扮演着先行者与吹哨人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希望将其作为谋取“称霸”的手段,因为我国一直主张不能以任何理由作为评判标准,将任一国家排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4]同时,我国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依靠中国人民的接力奋斗,需要国内环境长治久安,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背景的特定影响,这也是当今时代任一国家谋求长远发展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我国一直主张将中国梦同世界梦融合起来,让中国方案成为全球治理的良方。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系统性与务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利于突破旧有全球治理领域的困境,最终是为全人类的发展而服务,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有较强的未来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空想,因为其本质上源起于现有的时代背景,也没有脱离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范畴,因此其可以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成为世界性的全球治理方案。[5]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我国追求人类社会的积极沟通与高度交流,但仍然重视各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这就从根本上表达了对主权国家地位的尊重,也与其核心利益的发展需求不谋而合。在各国的协同努力下,全球治理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务实性的反映。从另一角度来说,所谓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概念,在二战结束后为了应对战后经济新问题、适应国际社会新形势,不同国家之间构建的共同体层出不穷,这些共同体的构建,为推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站在新时代的交汇点,纵观传统意义上的各类共同体,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拥有了更加强大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是指其与旧有的治理方案相比,打破了停留在某一具体领域的局限性,因此其功能上就具有了天然的多元化优势。而事实上,通过上述对全球治理现状及困境的分析也可以发现,当前全球治理所存在的问题正是多元化的,亟待一套能从系统上提出解决方法的治理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涵盖了经济建设、国际合作、世界安全等传统问题,也兼顾了生态建设、文化文明等以往易被忽视的问题,具有系统性的独特优势。

三、魅力传递: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在全局性、时代性视野下提出的新思路,也响应了全球治理困境对全球性治理方案的需求,也丰富了全球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为复杂性、多元性全球问题的解决贡献了新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念,也是构建和谐稳定的世界发展环境的基础条件。[6]在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中,如果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那么更加全面的合作交流也就无从谈起。回望西方方案的“失灵”,也不难发现,这一方案的落后性就在于其仍然固守传统观念,漠视了伙伴关系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安全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无法回避的问题,安全稳定的状态也是共同体谋求稳定发展的必然需求。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求世界范围内的主权国家要自觉抵御霸权主义、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经济问题是全球治理中的决定性问题,助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旨归。中国之所以要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就是要打破全球经济合作的困局,特别是部分国家借助出于谋取绝对优势地位的需要、利用掌握的资源条件,对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体系所构成的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这一观点的体现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观念一脉相承。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存在,也极易产生文明间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一定是绝对对立的,尊重各民族文化、保持开放借鉴、共同发展的态度,是创建和谐世界文化的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尊重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生态问题是二十一世纪各国必须直面的尖锐问题,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旧有治理模式下的生态政治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正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意蕴。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途径“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在五年间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得到了沿线国家的一致好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是需要全世界人民持续接力的宏伟工程,一带一路是其中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当前应当继续挖掘经验、持续探索的核心任务。[7]从系统论的视角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属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策略之一,而在五年的实践中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现出的强大活力,既满足了中国谋求经济新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全球经济社会保持景气提供了优质方案。因此,当前不妨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实现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持续释放中国方案的独到魅力。首先,要正确审视过程中的风险与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党中央结合新的时代环境、总结世界历史发展经验所提出的伟大畅想,这一倡议响应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新目标,对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释放中国经济活力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活跃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企业,也需要持续提升应对风险、把握机遇的能力。例如,在政治语境中,中国企业往往需要经历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质疑,也需要承担某些政局相对动荡国家的社会风险;再例如,在更加开放的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问题也更加突出;以及法律视野下知识产权问题、贸易法律差异等。综合来说,机遇与风险问题,是贯穿一带一路发展始终的主流问题,这也要求我国政府要继续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沟通交流,为企业提供风险评估参考,参与企业也应当致力于世界性行业协会的构建,以此增强识别风险、应对危机的能力。

其次,要继续提高话语表达能力,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任何一种倡议的提出,都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获取“满堂彩”,尤其是在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等存在迥异差别的全球视野下,“中国方案”也面临着不同的评价,或是坚持客观态度表示欢迎,或是坚持意识形态论,故意“挑骨头”,甚至将其上升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武器。这些不同声音的出现,也是对中国方案的另一种考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保持坦然,用时间加以证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辩证施治,用更加多元的话语表达方式,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这就要求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既要让世界看到中国方案的“硬实力”,以基础设施建设、多边经济合作展示“真果实”,也要善于把握话语表达艺术,加强对国际交流沟通的重视,逐渐化解国际社会中部分的误解与冲突。最后,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国内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大重要目标,就是为世界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各国增强互信、加强合作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进而在客观上将其转化为助推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更应当处理好这一过程中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关系。国内经济建设始终是我国开展一切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也是谋求长远稳定发展的根基,在处理“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各项国际事务时,也应当保障并服从这一大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内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束手束脚”,而应当更加全面地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机会,实现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中各国企业应当掌握的基本本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002).

[2]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96-102.

[3]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J].国际问题研究,2016,(1):9-21,133.

[4]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6,(3):108-113.

[5]饶世权,林伯海.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7):15-19.

[6]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125-132,174-175.

[7]王金玉.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方法论特征[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8-23.

 

 

 

 

本文由兰州教育学院学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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